宋美龄回国不久，便找了一位中国老师来帮助她补习汉语和中国历史。她凭借孩提时代的记忆，很快就恢复了上海方言，但她对汉语的理解力和读、写能力都不够理想。这位老师是个老学究，他教宋美龄摇头晃脑地吟诵中国古典诗词，就像孩子们在私塾里念书一样。经过多年的努力，宋美龄的汉语表达能力和写作水平都有很大提高，这不仅为她以后用汉语发表演说和谈话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也缓和了一些守旧分子对她“西化”的批评。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是个基督教女青年的慈善性组织，美龄归国不久，便加入了这个组织，协助该会从事社会服务性工作，同时她是全国电影审查会的一名成员。上海租界工部局一反常例，邀请她参加童工委员会，使她成为担任该会委员的第一个中国女子，也是第一个中国人。这项工作使她对中国童工的生活有了一些了解：童工们营养不良、目光呆滞、紧张得体力不支，这种种情景使她愤怒。
上海有好几所学校请宋美龄去任教，但都被她谢绝了。她宁愿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学习中国古典文化和从事社会活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