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一生忧国忧民，可以说无论是穷与达，还是安与危，他都始终充满着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与高度负责的使命感，更是抱着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去坚守所热爱从事的事业的坚定信念。“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其气至大至刚，其情至悲至痛；他抑郁，他愤怒，他躁狂，他的悲切、他的大志只能通过他的语言迸射出来。杜甫的诗中有着对中兴济世的一种热切，也是有着对淆乱乾坤的一种指斥，有着对横行霸道的极度的愤慨，也有着对自己漂泊流离的悲伤，这亦是对生灵涂炭的悲悯，更有着对物力衰竭的无限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杜甫就是如此以他自己最为自觉、最为深沉的社会意识，加之以其毕生的精力和天才来创作出极其丰富深远的诗歌，把单一个体的人格融入到了广阔的人生之中，襟怀博大，至性至情。社会的混乱加之他的坎坷命运，使其诗作中独具个性的意象，融自然景物、国家灾难、个人情思为一体，寄慨遥深，使杜甫的诗在唐代达到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
受之于家庭的深刻影响，杜甫的儒家思想无疑是根深蒂固的。也由此青年时代的杜甫即“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树立了匡时济世的伟大抱负。其后的“安史之乱”更是强化了他拯溺扶危的忧患意识。尽管他有时悲愤且失望，嗟贫叹老，有时也会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偏安于恬静闲适，但是杜甫还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爱国忧民之心始终不渝。“少陵有句皆忧国”，这正是杜诗的精髓之所在。当然，杜甫他不可能突破封建伦理纲常的繁乱藩篱，他的政治上的理想和爱国的精神也都不能不和忠君相联系，因而对封建君王也难免存在着愚忠和美化之处。尽管难以捉摸的现实生活折磨了杜甫，但不得不说同时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地深入到了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极大的痛苦，也更是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他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优秀的现实主义杰作。杜甫所表现出的这种雄豪的性格，他的伟大的抱负、高尚的人格和阔大的胸怀，使得杜甫在创作诗作之上倾向于推崇笔力雄强、气象阔大之作，在创作实践上更是追求着阳刚之美。10年困守的结果，使得杜甫蜕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由此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