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史的眼光来看，应当强调的是，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史学家第一次明确地、有系统地提出研究史学遗产问题。这一方面反映了作者的卓越见识；另一方面也是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召开，以及此后史学界开展史学史研究大讨论的学术环境使然。对于新中国的学术史上这绚丽的一页，我们这些学习、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后学、后进们，总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去阅读它，去感悟它的历史价值。
1981年，整整20年的历史沧桑，丝毫没有消解白寿彝先生的“史学遗产情结”，他在这一年连续发表了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的文章。然而，言犹未尽，1982年夏天，再次发表一篇此类文章。[7]作者广泛而深入地阐述了历史观点方面的遗产及其现代价值，历史文献的分类、剖析和利用，史书编著的体裁、体例及综合运用，史书文字表述的艺术性传统及当前与今后发展趋势等。谈论间，作者如数家珍，信手拈来，从容而风趣，比之于20年前的《谈史学遗产》一文，更显得雍容大度、平实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