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宋人武备一直不能得意，但是文化优越感却十分浓厚。钱锺书以为，“宋之于金，正犹古罗马之于希腊也，以武力则臣之仆之，而以文教则君之师之。”［86］纪历即其之一大端。这还曾使宋人在外交上露过脸：
淳熙五年，金遣使来朝贺会庆节，妄称其国历九月庚寅为己丑晦。接使伴检详丘崈辨之，使者辞穷，于是朝廷益重历事。［87］
纪历对于民间则又是另一番用处。嘉泰元年（1201），“监察御史施康年劾太史局官吴泽、荆大声、周端友循默尸禄，言灾异不及时，诏各降一官。臣僚言：‘颁正朔，所以前民用也。比历书一日之间，吉凶并出，异端并用，如土鬼、暗金兀之类，则添注于凶神之上犹可也，而其首则揭九良之名，其末则出九曜吉凶之法、勘婚行嫁之法，至于《周公出行》《一百二十岁宫宿图》，凡闾阎鄙俚之说，无所不有。是岂正风俗、示四夷之道哉！’”［88］“正风俗，示四夷之道”，已明白无余地表达了朝廷纪历一事的另一种政治文化用途。
对于一直努力创建正统文化的宋朝君臣来说，历法不准始终是一个令他们尴尬的问题。《宋史·律历志一》强调了星象观测的重要意义，并且很有感慨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