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非常看重人的作用，在书中多处讲人谋问题。《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对外大智大勇，面对强秦无所畏惧，捍卫国家利益；对内虚怀若谷，顾全大局，以退让求得内部团结。对他的智勇双全由衷地赞叹。《陈丞相世家》写陈平有智有谋，所以能屡屡化险为夷，得到善终。他常用历史事实反驳天道决定人事的说法。《史记》详细记载项羽失败的历史过程，指出项羽的失败是由于自己的失误，批驳了项羽将失败归之于天意的说法：“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24]
对当时流行的天命决定个人吉凶祸福的看法，他提出疑问。在《伯夷列传》，他以伯夷叔齐为例，反问：“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他进一步指出善恶与祸福关系的颠倒，是古往今来人们习见的普遍现象：“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他继续追问，既然如此，“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对这个诘难，天命论者是无言以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