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一朝亡一朝兴，有太多次的朝代更替，按说会涌现出很多的“忠臣”。可惜的是，每一代王朝覆灭之时，最稀缺的恰恰是“忠臣”。明朝崇祯皇帝吊死在景山上后，据说只有太监王承恩陪着上吊。全北京有超过三万名有正式编制的官员（超编的更多），为明朝殉节的还不到四十人——其中绝大多数还是被起义军杀死的，严格来讲算不上殉节。大多数官员争相迎接李自成入城，将之前口诛笔伐的“流寇”尊称为“洪武（朱元璋）再世”；没过几天，又是这批人，抬着皇帝仪仗去迎接入关的满人，向昨日的“蛮夷”下跪磕头了。明朝如此，其他朝代也好不到哪里去。南宋末期，元军兵临杭州城下，七十二岁的太皇太后谢道清，抱着六岁的宋恭宗赵?，看着一天比一天零落的上朝队伍，泪流满面，在朝堂上张贴出一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诏谕：“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现在皇上有难、朝廷岌岌可危，士大夫们降的降、跑的跑，尚在临安城的也在谋划着半夜携带家眷、细软跑路。你们平日读圣贤书，自诩如何如何忠君、如何如何爱国，却在这时做这种事，活着还有什么面目见人，死了又如何去见列祖列宗？”平日献忠心时，大小官吏们一个比一个会表现，恨不得“死”给上司和皇帝看，可真要他们为政权去死的时候（其实仅仅是“可能”去死），溜得一个比一个快。